全球经济在当前阶段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经济增长的放缓、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以及传统经济政策的局限性。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得到了重新审视，货币不仅是交易的媒介，更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以下三本书通过对财政金融互动、全球增长困境和货币本质的剖析，为理解现代经济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视角，并为应对危机和风险提出了创新思路和策略。
第一财经精心挑选了三本书籍，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货币世界。
《货币的本质：繁荣、危机和资本新论》
作者: [美]帕特里克·博尔顿/黄海洲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编辑部推荐：
本书将货币视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探讨其在经济繁荣与危机中的关键作用。借助丰富的历史案例和扎实的理论分析，构建了一个全面而立体的货币理论体系，揭示了货币与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之间的复杂联系。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理解现代经济体系提供了全新的框架。
原文摘录：
一个国家永远需要关注其潜在的投资机会，并以此决定相应的货币供应量。当一个国家的潜在投资机会无法靠银行和市场的融资来满足时，它应该考虑增发货币，以便为潜在投资机会提供融资，实现更好的经济繁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40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增长经验，都表明了货币充足供给对经济繁荣的巨大贡献。现有的货币经济学和国际发展经济学对货币供应量的讨论都有不足，在这方面，罗伯特·卢卡斯曾引导相关讨论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引入外国直接投资的问题。
足够的货币供应量对一个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和国家安全尤为重要。在面临金融危机时，只有国家才能发行新的股权，并利用国家层面的股权增发为危机中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和资本支持。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以及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期间，通过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使美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在金融危机时，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货币增发，并由中央银行作为最后救助人提供的及时救助，那么实体经济必将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在微观层面上许多企业和家庭面临债务重压，在宏观层面上则可能是长期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之后“失去的30年”的经历可见一斑。
作者简介：
帕特里克·博尔顿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金融学教授，拉扎德气候中心高级顾问。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主席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黄海洲是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金融学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长期危机：重塑全球经济之路》
作者：[英]戈登·布朗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编辑部推荐：
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恢复增长活力、改善经济管理、避免气候灾难、减少不平等并重塑全球秩序。有三大方案值得关注：一是推动关注社会环境后果的增强式和包容性技术进步；二是构建新的宏观经济理论，强化国际合作，；三是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
原文摘录：
如今，我们必须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增长问题。我们对国民收入的理解必须加入反映关键福利维度的其他指标。对于可持续增长或可接受投资包含的内容，股东和利益相关方会要求给出新的定义。价值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测算，在反映盈亏的传统财务报表之外，加上包含社会效应权重的核算，或许还应通过立法作为强制要求。这一转变的潜在作用是改变我们对何为“价值”的理念，并让我们首次有机会测算和评估风险与回报之外的结果，尤其是社会效应。
用去增长运动来应对可持续性问题的办法就是强调资源的有限性。然而该运动的结论是，应该为拯救地球而收缩经济规模，这等于宣告为前进而后退。这一主张在哲学上具有启发性，但从操作上来讲是个坏主意。我们应该鼓励企业的行为更具有可持续性吗?毫无疑问这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无论对可再生资源还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都应该鼓励更负责任的消费吗?绝对如此。可是，如果说增长让地球患上了“癌症”，那么去增长的主张就等于让人类摊手不管、拒绝治疗。
我们知道，增长是一种进步。增长给世界带来了各种成果包括你阅读本书所用的电子阅读器、放置在床头的常备药品，以及让亿万民众摆脱贫困的经济腾飞。问题只在于实现增长的方式过去那种不可持续的一切向钱看的办法已变得不受欢迎，不仅有负于个人和环境，也对各国经济无益。
作者简介：
戈登·布朗曾任英国首相和英国财政大臣。目前，他以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的身份全面参与国际发展工作，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筹资大使。
《货币之母与风险之锚：解码现代财政金融关系的新逻辑》
作者:刘尚希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编辑部推荐：
本书用大量实例和数据展现了财政政策如何影响货币供应和金融稳定，强调了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的重要性。财政是货币的源头，也是金融风险的关键防线。同时，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合作存在必要性，两者有效配合，才能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也就是说，只有深刻理解财政与金融的内在联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原文摘录：
随着政府赤字财政政策实践的常态化，经济学界对财政可持续的认识也随之调整。在追求财政收支平衡的时代，普遍认为“债务是恶”，强调债务越少越有利于财政可持续，要求财政有能力实现债务的还本付息。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府赤字常态化，对政府债务的认知也相应发生变化，渐渐认可政府债务长期存在的合理性，但对政府债务设定限额或比例。比如，欧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规定，政府负债率不得超过60%，并将其作为一条重要的财经纪律，一旦违反将予以处罚。也有学者提出，政府债务具有“临界效应”，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经过研究认为，负债率90%为临界点，超过这个比率就会产生负面效应，但实践否定了这个结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上许多经济体出现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主流经济学开始反思传统宏观经济学框架，经济学家布兰查德撰文指出，一国财政可持续的关键条件在于经济增长率，只要经济增长率高于利率水平(g＞r)，财政可持续就能实现。这时，已经不再关注能否“还本”，更重要的是“付息”。这就意味着在低利率条件下，能够继续提高债务水平，不用担心发生财政危机。
现代货币理论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认为财政可持续主要考虑实际经济资源的限制，其中最直接的限制条件就是通胀。财政赤字、债务和财政可持续的认知理念是随着经济金融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财政赤字、债务的功能早已超出了财政属性，其内在的金融属性日渐凸显。也就是说，政府财政出现赤字和发行债券，不仅是为了满足政府融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满足货币需求提供新的货币供给机制，以及为金融市场提供无风险资产和定价基准。
作者简介：
刘尚希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高端智库首席专家。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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